中超队经营危机或可借鉴韩国球队求生 地方政府牵头重组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职业足球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向中国足协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一事引起了球迷们的热议。由于“工资奖金确认表”是各俱乐部新赛季准入的核心要件，因此，这份表单是否合规，也直接关系到各俱乐部的生死存亡。而围绕着各俱乐部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的情况，诸如“欠薪”、“代签”、“打白条”等一系列负面传闻接连被曝出，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在发展过程中累积下来的诸多问题。如今，中国足球确实已经到了必须“挤泡沫”、“降虚火”的地步，但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避免矛盾激化和“次生灾害”的爆发，让经营上危如累卵的俱乐部在确保生存的前提下，在变革中实现“软着陆”，邻国韩国的经验似乎值得借鉴。

如今，随着各家职业俱乐部相继官宣新名称和新队徽，中性化更名工作已渐进尾声，而不少俱乐部也在“工资奖金确认表”提交的截止时间到来之前“压哨”交表，从而暂时“转危为安”，然而，流言依旧不断。从苏宁萌生退意，到万达决定撤资，再到华夏幸福母公司爆雷，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存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峻了。

另一方面，政企联手共克时艰的例子也在中国足坛上演着，从济南文旅入主山东泰山，到洛阳文旅投资河南建业，再到沧州建投集团与永昌地产集团合资合作，共同运营沧州雄狮，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国资背景企业强势介入，给身处困局中的俱乐部解了围，似乎也为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实际上，无论是济南文旅，还是洛阳文旅，客观上都有通过足球宣传推广当地旅游资源，从而进一步做大做强旅游产业的诉求；而沧州市也希望借助沧州雄狮，助力城市形象形象的全面提升。而作为俱乐部原先的唯一投资方，建业集团和永昌集团在出让部分股权的同时，也甩掉了此前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再加上两家地产公司本身就有走出省会城市，到省内其他城市抢占市场份额的战略需要，因此，这样的政企合作模式，其实最终是为了达到一种多方共赢的目的。

类似的政企合作方式，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初期并不鲜见，当时，各地政府都想把职业球队打造成“城市名片”，而投资足球的企业，则可以当地政府那里拿到足球领域以外的回报。然而，中国男足打入 2002 年世界杯决赛圈的历史性时刻，却成为了中国足球从阶段性顶峰跌入谷底的开始。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长期存在，中国足球事实上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2009 年，中国足坛掀起了一场历时 3 年多的反赌扫黑风暴，在大刀阔斧地检出“假、腐、毒”后，中国足球也在悄然间发生着新的变化，当时，伴随着职业足球市场化路径探索的，还有大批民营资本的涌入，形成了职业足球的“国退民进”。以广州恒大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在强大资本的支撑下迅速崛起，并且给中国球迷带来了顶级赛事的美好体验。不过，在中国足球“国退民进”的过程中，金元足球的泡沫越吹越大，这种急功近利的“烧钱”模式违背了市场规律和足球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不具备可持续性，而且令不少俱乐部面临生存危机，让中国足球累积了巨大的风险。2020 赛季开打前，就有 16 家职业俱乐部从中国足球的版图中消失。

在此背景之下，中国足协推出中性化更名、限薪令等一系列举措，目的就是挤掉金元足球的泡沫，让中国职业足球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如今，越来越多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国资背景企业参与到俱乐部股权结构改革中来，即贯彻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实现俱乐部股权多元化”的要求，也解决了俱乐部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因此，当中国职业足球呈现出“国进民退”的新趋势之时，并非在开历史的倒车，而是中国职业足球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沉疴需用猛药，伴随着中国足协雷厉风行的改革，中国职业足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阵痛，一批俱乐部依然面临着退出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生存下去是这些俱乐部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而近邻韩国的市民球队模式似乎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个月底，在韩国江陵体育馆举行了江陵市民足球队成立大会，并选举了俱乐部相关人员，他们将在新赛季参加 K3 联赛。在韩国职业联赛中，除了权敬源效力的金泉尚武属于韩国国军体育部队外，主流的俱乐部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财团支持的企业俱乐部，比如全北现代、蔚山现代、水原三星蓝翼等；另一种就是占据了 K1 联赛半壁江山的市民俱乐部，以大邱 FC 、江原 FC 、城南 FC 和仁川联为代表。

在 K 联赛成立以后，原本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企业俱乐部唱主角，不过，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参赛球队太少。而对于那些并无大型企业或财团的城市来说，想要拥有一支自己的俱乐部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市民俱乐部开始不断涌现。所谓市民俱乐部，就是由当地市政府直接运营管理的足球俱乐部，俱乐部的所有权归市政府所有，俱乐部的主席往往是该俱乐部所在城市的市长。2002 年韩日世界杯，韩国兴建了 10 座世界杯球场，而这些球场所在城市中一半都没有自己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也没有实力雄厚的财团，基于世界杯球场再利用，发展当地足球事业，提升城市形象等多重因素考虑，像庆南、江原、大邱、仁川等一批市民俱乐部应运而生。

与企业俱乐部相比，市民俱乐部是由当地市政府主导成立的，它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便是钱从哪里来，通常情况下，市民俱乐部由市政府直接投资，有的市政府也会通过公开发售股份的方式，吸纳球迷团体成为俱乐部股东，并确保他们在俱乐部重大事项的决策方面拥有话语权。具体操作层面，以仁川联为例，每年，仁川市政府都会为仁川联俱乐部举行招商会，仁川当地有广告投放和宣传诉求的企业都可以给俱乐部注资，而像仁川医院等机构也可以通过向俱乐部提供医疗资源等方式，来实现对俱乐部的赞助，可以说，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俱乐部资金的大头来源还是由市政府为运营俱乐部建立的专项基金，其资金主要是来自于市政府的税收。

市民俱乐部因为经济基础薄弱，曾被韩国媒体戏称为“农联”，不过正是由于运营资金有限，市民俱乐部在每一笔引援上都量入为出，力争把钱花在刀刃上。以光州 FC 为例，俱乐部一线队身价最高的球员是队长吕乐，身价为 65 万欧元，折合成人民币为 504 万元；外援方面，身价最高的外援是巴西人费利佩·席尔瓦，身价为 60 万欧元，折合成人民币为 465万元；新赛季引援方面，俱乐部引进的身价最高的球员是李汉泉，身价为 50 万欧元，折合成人民币为 387 万元。

从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市民俱乐部在引援上绝不会像企业俱乐部那样一掷千金，而是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引进性价比高的实用型球员。此外，由于引援资金有限，市民俱乐部一般都十分重视青训和本土球员的培养，他们会和当地的小学，初中，高中开展广泛合作，选出最优质的一所学校作为俱乐部梯队的常驻校，并派遣专业的足球教练入驻学校，建立足球兴趣小组，教孩子们踢球。孩子们在不耽误学业的前提下，利用放学后或者周末进行足球训练。而通过每年在韩国举行的高中联赛、高中锦标赛、全国体育大会足球组赛事和梯队联赛，一批优秀的好苗子就会脱颖而出，并源源不断地进入市民俱乐部的一线队。

此外，市民俱乐部往往更加强调球队整体的技战术水平，从而逐渐降低了对外援的依赖。2018 赛季，庆南 FC 力压蔚山现代夺得 K 联赛亚军，还拿到了亚冠联赛的门票，实现了“庶民的胜利”；2018 年年末，大邱 FC 又在韩国足协杯上捧杯，使得 2019 赛季亚冠联赛正赛首次出现了两支市民球队的身影。而一些运营成功的市民俱乐部往往也会受到大型企业的青睐，从而转化为企业俱乐部。比如大田市民俱乐部就在 2019 年被韩亚金融集团收购，成为了一支企业俱乐部。此外，更具借鉴意义的是，一些企业俱乐部在企业撤资后，转化为市民俱乐部。比如，2013 年年底，由于城南一和天马的主赞助商宣布撤资，俱乐部面临解散危机。城南的球迷为了挽留这支球队，多次去城南市政府请愿，而时任城南市市长李在明也会见了球迷代表，并交换了看法。2014 赛季前，城南队确定了球队不解散，原建制留在城南的决议，由城南市政府托管球队，这样一来，球队的性质便从企业球队变为了市民球队，也就是现在人们熟悉的城南 FC。

随后，时任城南市市长的李在明开始“化缘”，他通过拉企业入股赞助，许以一些市场回报的方式，让球队得以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城南 FC 为了生存，清理掉了队内的大牌球员，并因此实力大减，但他们转型为培养优秀本土青年才俊的摇篮，同时也得到了市民的鼎力支持。在 K 联赛，他们成为了一支典型的青年近卫军俱乐部。可以说，市民俱乐部和企业俱乐部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但无论如何，俱乐部的番号都不会消亡。

参照中国足球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中性化更名和限薪令的推行，其目的是为了让俱乐部能扎根本地，重新拉回球迷，重视青训培养，最终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而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韩国市民俱乐部模式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功，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解决了中小俱乐部如何活下去的问题，而且还让其中的一些俱乐部在国内联赛中取得佳绩，并登上了亚冠联赛的舞台。总的来看，韩国市民俱乐部的经营发展模式不仅值得中国职业足球借鉴，或许也有望成为转型期的中国职业足球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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